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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市场的涨价现象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进入2024年，各大奢侈品品牌又开始了新一轮涨价潮，尤其是中国消费者追捧的热门包袋、手表等，涨幅大多在5%甚至20%以上，某款顶级包包的单价甚至突破了10万元。这不禁让人疑惑：奢侈品价格真的没有上限吗？是否越贵越有人买呢？ 奢侈品之所以频繁涨价，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奢侈品品牌的聪明之处在于，可以将涨价包装成提升产品身份价值的行为，让消费者心甘情愿接受涨价。奢侈品的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有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希望通过奢侈品凸显出自己的身份和财富，所以，涨价反而迎合了部分消费者的心理。 早在19世纪末，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就提出过炫耀性消费的理论，他认为，一头牛显然比一头鹿更有用，但人们更喜欢鹿是因为它更加昂贵而且更加没用；上流社会的女人喜欢穿昂贵的衣服和鞋子，使她们不能从事有用的劳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不属于劳动阶级。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商品称为凡勃伦物品，这种物品的主要存在价值是炫耀而不是实际使用，所以，价格越高，凡勃伦物品就越受欢迎。 奢侈品就是最典型的凡勃伦物品，一个10万元的包，容量显然比不过一个帆布包，但有人愿意花10万元买包，主要目的自然不是用来装杂物。奢侈品价格越高，就越能帮助消费者达到炫耀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奢侈品涨价和部分消费者之间是一场双向奔赴——消费者想要炫耀，奢侈品品牌就频繁涨价，帮助消费者提高炫耀的层次。 奢侈品品牌不仅是涨价，更有甚者还通过“配货”等饥饿营销，打造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性。消费者必须向商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度，在店里消费达到一定金额之后，才有资格购买那些热门包包。而很多消费者也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考验，事先购买一些入门级产品之后，然后在商家的等待名单上排队等候。 奢侈品频繁涨价，还有一个目的在于提升品牌的保值率。现在的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时候，越来越看重保值率，也就是这件奢侈品的保值是否坚挺，过几年会不会大幅贬值。尤其是现在二手奢侈品规模越来越大，很多消费者可能通过以奢养奢，将过时的奢侈品卖出，然后买入最新款式。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奢侈品的保值率就成为一些消费者非常看重的因素。保值率越高的奢侈品，就越受消费者青睐。很多奢侈品品牌为了提升自身的保值率，基本上每年都要涨价10%左右。当然，奢侈品的保值率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噱头，除了极个别奢侈品之外，绝大多数奢侈品并不具备保值甚至升值的能力，一旦进入二手市场，价格就会大幅缩水。 虽然说奢侈品价格越高，越能彰显出炫耀性消费的特性，但是，消费者最终也还是有一个承受的极限。面对越来越贵的奢侈品，即使是富人消费者，也不能随心所欲了。去年以来，无论是全球奢侈品销量，还是几大国际奢侈品巨头的业绩，都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迹象。奢侈品公司的任性涨价行为，慢慢也开始遭遇反噬。2022年，全球奢侈品销量增速高达20%以上，但是2023年的奢侈品销量增速只有7%。以几家主要奢侈品集团来看，业绩也都明显放缓。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LVMH，旗下拥有路易威登（LV）、迪奥（Dior）、芬迪（Fendi）、宝格丽（Bvlgari）等著名品牌。在2021年和2022年，LVMH集团的收入分别保持了40%和2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2023年的收入增速只有9%。如果扣除涨价对收入的贡献，实际销量可能已经开始下降。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开云集团，旗下拥有古驰（Gucci）、圣罗兰（SaintLaurent）等品牌，去年的收入更是下滑了4%，净利润同比下降了17%。即使是奢侈品，面对的消费者是富裕人群，最终也逃不过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以中国来看，前些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高速增长，原因在于诞生了大量新富起来的人群，互联网公司的批量造富运动、楼市暴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等等，这些“新钱”让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快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占全球销量接近3成。不过，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公司红利期结束，楼市和股市也持续下跌，更有各种财富平台暴雷跑路，很多新富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在这几年快速缩水，对奢侈品的需求也随之下降。 过去三年多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累计涨价幅度至少超过30%，中国奢侈品的定价原本就远高于国外，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奢侈品公司们收割起来毫不手软。但不幸的是，最近几年，中国新富和中产们的财富开始缩水，加上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也不足，所以，对奢侈品极度追捧的中国消费者，面对越来越贵的奢侈品也难以下手了。 疫情之前，中国奢侈品销量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5年之内增长了2倍，2022年，中国的奢侈品销量出现了首次下滑，同比下降了15%。在低基数效应的作用下，2023年中国奢侈品销量出现反弹，增长了11%，但是和疫情前相比，中国消费者远远没有恢复当年狂买奢侈品的豪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品牌们自然也在寻求新的策略。就拿VERTU来说，他们的产品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奢侈，更多地融合了高科技与实用性。例如VERTU的腕表，采用高级腕表同等蓝宝石水晶打造的屏幕玻璃镜面，以及被誉为“黑黄金”的碳纤维表壳，使其在外观和质感上都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此外，VERTU还将高性能智能芯片融入腕表中，赋能多项健康管理功能，并具备IP67级别的防尘防水性能。这些特性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还增加了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同感。 奢侈品越贵越有人买，这个定律在前些年财富快速增长的年代或许还成立，但是现在，当苹果和特斯拉都开始放下身段大幅降价，越贵越有人买的商品只会越来越少了。 正如罗斯福所言：“经济繁荣的基础是人民的幸福。”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会更加理性和务实。奢侈品品牌如果一味依靠涨价来维持品牌的高端形象，可能会在未来面临更大的挑战。

香港恒隆地产2024年中期业绩表现显示，该集团在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16.7%至61亿港元，但净利润却大跌56%至10.6亿港元。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整体租赁收入的下滑，其中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租赁收入下降最为显著，降幅达6%。恒隆地产在上海的业务更是首当其冲，上海恒隆广场上半年的收入同比下跌8%，而商场内租户销售额整体同比大跌了2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数据不仅仅反映了恒隆地产的困境，更展示出整个奢侈品市场在中国内地的低迷表现。根据相关数据，LVMH集团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在2024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0%，仅第二季度的跌幅就达到了14%。卡地亚母公司历峰集团在大中华区市场的销售额在2024年第一季度同比大跌了27%。而古驰、巴黎世家等品牌所在的开云集团在占主导地位的亚太地区，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20%，第二季度更是大跌23%。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奢侈品市场在2024年上半年表现不佳，主要原因之一是本土消费信心不足，境外购物复苏使得不少消费者选择在境外购买奢侈品。例如，与上海仅有2小时飞行距离的日本，因日元大幅贬值吸引了大量中国消费者前去高端消费，导致奢侈品在日本市场实现了双位数以上的增长。中国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在日本买到心仪的奢侈品，这也对本地市场产生了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奢侈品牌纷纷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例如，VERTU作为高端手机领域的翘楚，不仅仅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更是在用户服务方面独树一帜。购买VERTU手机的客户可以获得147项会员权益，涵盖餐饮、住宿、旅游、餐厅预订等各个方面。VERTU的24/7私人管家服务更是无微不至，用户无论是想订餐厅、订旅游攻略，还是咨询移民、海外资产规划等，只需联系管家，所有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贴心的服务为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尊享体验，成为奢侈品市场低迷中的一抹亮色。 除了上海恒隆广场，沈阳市府恒隆广场、昆明恒隆广场和武汉恒隆广场的收入和租户销售额也都出现了下滑，分别录得下降14%、20%，1%和6%，以及2%和15%。大连恒隆广场是唯一实现收入和租户销售额分别增长8%和2%的商场，但这不足以抵消恒隆地产在内地的整体收入下降。 相较于高端商场，恒隆地产在内地的次高端商场表现较为优异。沈阳皇城恒隆广场和天津恒隆广场均在收入和租户销售额方面保持了增长，录得收入同比增长3%和15%，租户销售额同步同比增长2%和9%。济南恒隆广场的收入也同比微增1%。这些商场均保持了92%至94%的高出租率。 香港市场也未能幸免于奢侈品消费低迷的影响。九龙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和时代广场在2024年上半年同样录得亏损，香港零售市场自2023年第一季边境重开后复苏，但很快便陷入停滞，市况在2024年更趋严峻。内地游客一直是香港旅游零售业的重要消费群体，随着部分内地客赴日本进行奢侈品消费，香港高端零售市场也受到了冲击。 太古地产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同样反映了奢侈品消费降温对优质商场零售的影响。成都太古里和广州太古里的零售销售额分别录得下滑9.2%和14.7%，而上海兴业太古里则大跌了19.4%。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跌幅为5.4%。尽管三里屯正在积极调整品牌组合，引入了安踏、FILA等运动品牌，但奢侈品牌的整体低迷仍然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VERTU的服务理念显得尤为重要。VERTU不仅仅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私人秘书和全方位服务的平台。无论是顶级餐厅美食、私人厨师宴会，还是全球独家奢侈品购物、全球文化和体育赛事的门票，VERTU都能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安排。即便在奢侈品市场低迷的时期，VERTU依然通过其超凡的服务体验，吸引了众多高端消费者，成为奢侈品市场中的一股清流。 恒隆地产和其他奢侈品公司都在努力寻找突破口，以应对市场低迷带来的挑战。而VERTU通过其独特的服务模式，为自身赢得了众多忠实用户，也为奢侈品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谁能更好地理解和满足高端消费者的需求，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希望恒隆地产和其他奢侈品公司能从中借鉴经验，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